早在189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累利乌斯就预测：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变暖。最新的科研报告一再证明了这一推断。研究表明，只有到2050年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倍以内，才可能避免发生极端的气候变化后果。 然而，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已经深深地依赖于廉价的化石燃料，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这些增加二氧化碳浓度并最终引起气候变暖的能源资源。它们已经构成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可以说，优先发展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成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我们的政策也受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支配，只考虑到如何管理短期的能源供应。各国鲜有机会将此类生态评估纳入其基本的能源政策框架之中。直到今天，各国能源战略的重点仍在于确保充足的能源供应，而较少考虑能源开发利用对环境和气候的负面影响。这便是高浓度二氧化碳社会下的能源经济模式。 同样，各国能源法也反映了这种高碳经济的时代特征，其重点一直在于确保能源供应，即实现供应社会需求的电力或基本燃料的短期目标，{TodayHot}而不是提高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和促进最大化的公平利用。能源法尚没有研究如何能够更好地对能源开发过程承担经济或生态责任。对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外部性”，如包括酸雨在内的空气污染、水电大坝发展导致的生境损失、以及设置高密度电线的环境安全挑战，绝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地采取措施进行补偿；对于矿物燃料引起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更是很少关注。因此，能源法只是一种集合各种法律法规的杂乱体系，或者说行政管理规章的变种，缺乏基本原则或整体性特别是对自然法则的尊重。所以，我们要设法向低碳经济转型，控制气候变化，就应将能源法的变革作为关键的策略。 能源法的这种变革，离不开能源法与环境法的整合，或者说将环境法嵌入能源法中。首先，环境法的核心理念，即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于引导有利于气候保护的方式开发利用能源十分重要。尽管由于各国紧密地依存于化石能源的经济利益，但更有效率和更有利于气候的方式利用能源也开始进入环境法的视野。其次，能源法在应对它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上缺乏经验，而环境法作为国际国内层面发展最快的法律领域在控制污染和提高环境质量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环境法的经验表明，适当的法律制度能够促进清洁的能源和交通体系。{HotTag}例如，控制空气污染的立法确立了卫生标准，制定了具体可行的步骤遏制废气排放，促进了企业努力转向使用清洁燃料和能源效率技术。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及环境影响评价作为环境法的重要手段，对于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意义重大。环境影响评价现在被许多国家用来决定应该许可何种新能源。遗憾的是，环境影响评价往往流于形式，也很少适用于避免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更未适用于现存的能源开发利用体系，如石油或煤炭的开采、加工、输送与利用。 因此，我们必须放宽能源法的视角，将如何抑制能源浪费或管理其“外部性”作为重点，而不是局限于解决如何确保供应安全的问题。当然，能源法的变革并不是否定能源供应的重要性。能源供应是提供所有基本生活服务的基础，如清洁的饮用水，发展教育的照明和信息获取，医疗卫生所需的冷藏设备。非洲至今仍有80%以上的人口没有获得电力，中国也有近千万人口没有用上电。所以说，发展能源的难题在于如何促使经济增长与环境（气候）保护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冲突。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确立了能源发展的基本理念：促进获得可靠的、买得起的、经济上可行的、社会上接受的和有利于环境的能源服务和资源。笔者认为，这种理念应该成为各国能源法变革的重要原则之一。 根据这一理念，笔者认为，我国的能源法应确立以下内容：（1）以有利于环境、社会上接受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促进能源开发利用，重点促进化石燃料向液化或气化的更清洁利用方式转变；（2）加大财政及技术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地实现农村电气化，在新农村建设中优先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利用模式，包括更有效地促进生物质能的可持续利用；（3）在能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中建立环境影响评估体系，并将气候影响纳入其中，确立公众参与能源决策的程序；（4）我国应大力借鉴有关国家的经验，将需求侧管理（DSM）作为能源法变革的核心，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促进能效，减少浪费和污染。 须知，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导致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更易受气候变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科学研究初步表明，气候变化将继续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负面。因此，要在实现GDP翻两番目标的同时，建设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惟一的出路在于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能源法律与政策的创新。简言之，中国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要求能源法的变革。
